社會住宅 勿淪為國宅 （原題：以華光社區檢驗社會住宅政策）

社會住宅 勿淪為國宅 （原題：以華光社區檢驗社會住宅政策）

中國時報 A22/時論廣場 2010/11/11
社會住宅 勿淪為國宅

【劉可強、張立本】
　　在高房價的時代討論「居住」與「人權」的關係，迅速得到中央及縣市長參選人的回應，令人興奮。但在位者們既支持社會住宅，又鼓吹獎勵式的、可能加速炒樓危機的都市更新，則又引人憂慮。我們認為，應該從概念修正與制度改善兩個層面討論政府的「利多」，並指出更具開放性的建議。
　　「社會住宅」概念在討論「小帝寶」的輿論中遭到嚴重簡化，由於侷限在特定族群，如老人、弱勢、學生，所以出現了貧民窟化的普遍擔憂。社會住宅必須顧及無法進入市場的人，但概念上也該是與市場共存的、普遍的住宅供應方式，需要全面的制度改革。政府以應急的方式回應要求，只是管窺心態，誤認住宅問題只消補充「出租型」、「短期、公益型」而不需改革相關體制。
　　四十年前的國宅政策，或者微量的低收入平宅，便部分的源於上述簡化，見招拆招，以致要不蓋得太遠沒人住，要不就是蓋在市中心迅速遭到轉手。或使低收入戶為求居住而被迫鎖定在特定階級位置，無助解決居住問題。
　　相對於上述尚未成案的仁愛路空總土地，沿著捷運線釋出土地的方案也有毛病。論者可能會把Ａ７站區方案視為折衝型的方案，利用捷運對交通時間的縮短，解決市中心空地不足問題，卻忽略了人類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，不是找個地方塞進去就好了。居住的概念須考慮社會網絡、日常生存需要、漫長時間建立起來的關係，政府將人放射性的外移，依據的僅是排除性的、錯誤的關於地價與距離之必然規律的假定。
　　我們必須提醒，雖然捷運路網使得市中心以外的土地更能為中等以下收入者接受，幫助受薪階級，特別是短期工作的族群能維持其與城市的網絡關係，但這本質上也是剝削。為了同時回應都市更新的政策，想居住市中心的權利，並面對普通市民對其居住需求、房產價值的多重考慮，我們希望藉由「華光社區」進行討論。
　　華光特區的地主，計有司法院、法務部、中華電信、中華郵政及台北市府等，就意義而言可說是「公有土地」，土地規畫很大程度的掌握在政府主腦手中。以目前來看，無論成為金融區或者轉型，應該都會以ＢＯＴ、私有化的方式，交由開發商標案規畫。地產機器啟動，就會逼促周邊區域邁入都更、漲價的浪潮，那怕周邊地景的影響、周邊房主預期心理的實現是極緩慢的，對於現居此地的人而言，影響則是沉重、立即的。
　　從舊的觀念與角度，解決華光社區很簡單：依法行政、補貼之後驅逐，頂多看誰符合國宅、平宅排隊，有空位才補入。不過既然中央與地方高層都關注「居住問題」，或許也該面對臺灣住宅制度本身的窳陋。
　　從拆遷運動的角度，最新的議題在於如何讓拆遷戶有能力搬入「同區、同級」的住宅，而不單是金錢。對於建商、承包開發商、政府主計單位、附近的大宗土地持有者而言，問題卻都是金錢。以這樣的角度，即該區土地尚未因為進入市場而「價格化」，那麼對這片位居中正大公園旁的土地就能有新的視野，既達到都市服務改善、景觀改善的目的，又不藉著新貴客驅逐原住戶。我們認為華光社區比現有的「公益標」、捷運沿線土地，更能考驗「社會住宅政策」的誠意。
　　當下，「社會住宅」的概念還需要更多討論，達到適居城市路途遙遠，不能將之封閉，我們更需聯帶把相關制度拉進來修訂。華光的土地規模所能營造的單位肯定遠遠超過既有住戶的安置，餘下的單位必定能允許充分、合理的利用。
　　（劉可強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教授，張立本為臺大社會住宅研究中心召集委員）



原文：


在高房價的時代討論「居住」與「人權」的關係，迅速得到中央及縣市長參選人的回應，令人興奮。但在位者們既支持社會住宅，又鼓吹獎勵式的、可能加速炒樓危機的都市更新，則又引人憂慮。我們認為，應該從概念修正與制度改善兩個層面討論政府的「利多」，並指出更具開放性的建議。

「社會住宅」概念在討論「小帝寶」的輿論中遭到嚴重簡化，由於侷限在特定族群，如老人、弱勢、學生，所以出現了貧民窟化的普遍擔憂。社會住宅必須顧及無法進入市場的人，但概念上也該是與市場共存的、普遍的住宅供應方式，需要全面的制度改革。政府以應急的方式回應要求，只是管窺心態，誤認住宅問題只消補充「出租型」、「短期、公益型」而不需改革相關體制。

四十年前的國宅政策，或者微量的低收入平宅，便部分地源於上述簡化，見招拆招，以致要不蓋得太遠沒人住，要不就是蓋在市中心迅速遭到轉手，或使低收入戶為求居住而被迫鎖定在特定階級位置，無助解決居住問題。

相對於上述尚未成案的仁愛路空總土地，沿著捷運線釋出土地的方案也有毛病。論者可能會把A7站區方案視為折衝型的方案，利用捷運對交通時間的縮短，解決市中心空地不足的問題，卻忽略了人類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，不是找個地方塞進去就好了。居住的概念必須考慮社會網絡、日常生存需要、漫長時間建立起來的關係，政府將人放射性的外移，依據的僅是排除性的、錯誤的關於地價與距離之必然規律的假定。

我們必須提醒，雖然捷運路網使得市中心以外的土地更能為中等以下收入者接受，幫助受薪階級，特別是短期工作的族群能維持其與城市的網絡關係，但這本質上也是剝削。執政者以施捨的姿態釋出遙遠的夢的同時，我們卻要質疑都市更新政策如何不斷助長地價、公部門如何不斷縮減原本位居市中心的社會福利、社會服務性質居住場所。

為了同時回應都市更新的政策，想像居住市中心的權利，並面對普通市民對其居住需求、房產價值的多重考慮，我們希望藉由「華光社區」進行討論。

華光社區是面臨拆遷的、權利狀況相當複雜的社區。張景森時代「臺北華爾街、金融特區」的名目出現，似乎注定了這個位於中正紀念堂東側、十多公頃的鄰里的命運，但我們知道，如果政府沒有違法偷跑，那麼它的未來仍可有變數。

華光特區的地主，計有司法院、法務部、中華電信、中華郵政及台北市府等，就意義而言是可說是「公有土地」，土地規劃很大程度的掌握在政府主腦的手中。以目前來看，無論成為金融區或者轉型，應該都會以BOT、私有化的方式，交由開發商標案規劃。地產機器啟動，就會逼促周邊區域邁入都更、漲價的浪潮，那怕周邊地景的影響、周邊房主預期心理的實現是極緩慢的，對於現居此地的人而言，影響則是沈重、立即的。

從舊的觀念與角度，解決華光社區很簡單：依法行政、補貼之後驅逐，頂多，看誰符合國宅、平宅排隊，有空位才補入。不過既然中央與地方高層都表態關注「居住問題」，或許也該面對臺灣住宅制度本身的窳陋。

從拆遷運動的角度，最新的議題在於如何讓拆遷戶有能力搬入「同區、同級」的住宅，而不單是金錢。對於建商、承包開發商、政府主計單位、附近的大宗土地持有者而言，問題卻都是金錢。以這樣的角度，即該區土地尚未因為進入市場而「價格化」，那麼對這片位居中正大公園旁的土地就能有新的視野，既達到都市服務改善、景觀改善的目的，又不藉著新貴客驅逐原住戶。

我們認為華光社區比現有的「公益標」、捷運沿線土地，更能考驗「社會住宅政策」的誠意。先面對中心土地必然等於高額價格的謬論之後，可以思考其實際的價值，特別是公有土地在都市更新中的角色。只是要實現這樣的想法，需要更多的制度幫助，例如能否產生依據成本而非考慮利潤的營建體系？能不能有鼓勵非營利團體的新政策？如何改變公家單位對土地與價格的看法、稅制？能不能不要把社會住宅視為貧民，而是階級混雜的社區，從而發現品質良好、公共服務良好的社會住宅更能鼓勵建築設計者進步、平抑價格？長期出租的規定應該是什麼、如何刺激原有的仲介制度？居住者的權利與義務又為何？

當下，「社會住宅」的概念還需要更多討論，達到適居城市路途遙遠，不能將之封閉，我們更需聯帶把相關制度拉進來修訂。華光的土地規模所能營造的單位肯定遠遠超過既有住戶的安置，餘下的單位必定能允許充分、合理的利用，期待華光成為社會住宅示範點，繼而擴及城市裡其他都更相關迫遷案的同時，我們也要說，如果華光社區無論合法與否的居民遭到驅逐、被迫自謀出路，顯然執政者對社會住宅的回應也就只是選舉語言，無關深刻、全面的執政眼光。

市場外的居住方案--2010/07/05--中國時報論壇

市場外的居住方案

• 2010-07-05
• 中國時報
• 【林克叡、張立本】

　高房價的議題還在吵，包括五都候選人在內的主導性輿論，又將目光轉向了都市更新。在沒有釐清「住的權利」及可能性的狀況下，這兩個不同內涵的概念會以什麼樣的方式關連起來、產生什麼影響，需要我們嚴格關注。

　我們首先要指出，公部門績效不彰的問題雖待解決，但市場與社會卻是兩回事。國宅停建沒幾年，中央政府轉而鼓勵建商興建廉價住宅，顯見居住問題從未冷卻，但是鮮少有人知道，捷運沿線的土地幾乎都是原本的國宅預定地，所謂依循「健全市場」提出的捷運住宅方案，主要意義在於政府逃避公共責任。

　一九七○年代的舊金山市政府也曾為了降低公共支出，以都市更新的口號，將名為「國際旅社」的單身老人低收入出租住宅售予建商。灣區的民間組織為此發動數萬人的和平示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該案歷經三十餘年、數度轉手都無法動工，幾年前轉入教會名下，與社區協商興建學校、讓回半數土地為出租住宅，終於替城市進步跨出大步。

　住宅NGO是弱勢者市中心居住權的主要推手。美國聯邦向來有「付得起」住房政策（affordable housing），讓符合資格者的居住支出維持在總收入三分之一以內，但在弱肉強食的地產環境裡作用有限。「國際旅社」事件後，舊金山地方政府以財務擔保、制度革新，支持非營利團體逐步成立、累積物業。

　弱勢照護有其合理性，支持非營利組織，並沒有侵犯開發商的權利。住宅協會同樣的競標方式與開發商抗衡，因為意不在獲利，故頗有成效地幫助政府發揮公共職責，供應更人性化的選擇。如今較具規模的，旗下戶數可達五千戶且多在市中心，相較下，北市現存公有的低收入平價住宅都建於七○年代，總量不過兩千，卻持續減少或外移。

　美西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底層有權住在高價房價區，舊金山的住宅協會是市場之外的居住方案，充分表現城市物質建設來自於社會集體創造亦必須要公平共享。我們更須要求政府落實其公共性，因為市場的邏輯是競爭，為了獲利就不可能達到均衡，然而政府則必須符合社會要求公平的普遍意識。

　以荷蘭為例，「社會住宅（social housing）」並非補貼弱勢，它就是整體住宅政策。以阿姆斯特丹來說，數百年歷史的非營利「社會住宅」組織所擁有的出租住宅，佔全市住宅總供給量的半數，靠的就是有效規畫、計畫。

　台灣政府篤信「幫助個人進入住宅市場」，卻沒有看見立論的自我矛盾。個人的居住需求向來是多元的，社會需求有動態變化，但這與市場利益導向「創造的需求」是兩回事。「市場」從來不是自我運行的孤立體系，任何影響地價的因素，舉凡區位、交通建設乃至於公園、學校、下水道、令人討厭的變電所，都有政府因素隱含其中。

　阿姆斯特丹例子裡，政府維持各區之間公共服務的基本平等，以及區內的住宅等級混合規畫，在達到基本生活水準前提下，穩定甚且幫助住宅產業的多元創造。我們也見到，荷蘭理解低地國的土地狹小與天災危機的公共管理必要，因此都市更新、容積獎勵，著眼「都市」集體生活創造，絕非獎勵「個別建築地盤」自昇品質。這樣前提下，公共的回歸公共，中產階級與弱勢才有基本生活水準，豪宅也才真正是有錢人的房子，而非彌補政府無能的使用者付費。

　在我們以上舉的兩個城市裡，房地市場比台灣還盛行，但由於政府發揮了國家做為現代社會公共倫理、制度依歸的「德」的職責，更有效的同時保障不同階層的居住者。這兩個城市能給台灣什麼啟示？（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住宅研究中心召委）

居住問題無解 政府繳白卷 -【李佳璇、劉可強】-2010-04-15 中國時報

觀念平台－居住問題無解 政府繳白卷

2010-04-15 中國時報 【李佳璇、劉可強】

　居住問題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公共議題，亦即任何執政者必須面對的核心議題，台灣政府幾十年來卻在此繳了白卷。「居住」不僅是個人基本需求，其背後更環環相扣地涉及國家發展、國土規劃、土地政策、所得分配、政商關係、階級權益、文化變遷、經濟建設、都市永續。居住權利的不均等，是眾多社會問題的總和。政府所提出的住宅政策，容我們窺探它如何看待人民權利，及其提供未來生活圖像的能力。　政府過去主導著將居住問題等同於住宅市場，促成住宅商品化、豪宅化的扭曲現象，繼而，使得無殼蝸牛重出江湖提出警示。對此，官員卻仍以「健全市場」為口號，滑開了自身的責任與市場的不能，迴避人民的切身焦慮。對此我們認為至少有幾點必須辯明。

　首先，無住屋運動不能被狹隘解讀為少數群眾、北部觀點，而居住問題更該具備差異性的思維。居住問題的類型確然在不同地域有所差異，重要的是，不分族群規模大小，居住權利根本的公共性涉及所有人民最基本的權利。原住民是最顯著的芒刺，八八水災的救災、安置與重建過程如照妖鏡般凸顯了政府長期對於社會少數的生存、文化與社區情感，乃至於國土規劃，與居住權之社會意義的冷漠、無感、無能力。

　再者，住宅政策的改革不應被粗暴地簡化為打壓房市，社會利益共享亦非對富者的強制。若將合理滿足大眾居住需求的基本立場無限上綱為侵害人民財富，只是將住宅政策、居住權利等問題框限於市場經濟角度中，全無思考其他面向之可能。將有限的土地資源拱手讓給競爭操作，單只鼓勵以大型開發、財富炫耀為訴求的房地產業，就是放棄政府有效平衡自由市場不當規劃與開發的責任，造就永無休止的都市問題的同時，政府亦將自食苦果。

　職是，我們首要的建議就是擱下全面市場化、健全市場等級的迷思。住宅形式是時代主要社會力量的折衝，在豪宅化、市場競爭的氣氛中，應設法回到個人需求的層面，思考居住的複雜性。政府既該側重住宅的異質性，也該幫助讓各類型的租屋者，從市場的淘汰者、隔離與歧視，拿回好品質租屋需求的權利，甚至重新喚回公有出租公寓的政策。

　居住的權利問題是社會關係的反映，包括社群文化與生產關係。為了關注個人家庭差異，政府應對混合使用做出肯定與規定，尤其是同社區中不同等級住宅共存在，社會階層多元並存於鄰里，避免住宅的單一化傾向。我們認為，漸進地、合理地解決這塊土地多元的人民基本居住需求，包括要求開發商的混合興建及合理獲利，更能培植足夠多元持續的住宅產業能量，也才能在成就動人城市生活環境的同時，保障社會公義。

　晚近西方的都市學人越來越重視亞洲城市，便是亞洲城市的豐富性，社區的複雜多元就是我們城市的現實。我們呼籲從社會變遷、多元尊重與進步的思維，以及文化視野，方能提出能夠適應自然與社會環境變遷、回應實際生活的政策。

　（李佳璇為台大社會住宅研究中心召委，劉可強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