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住宅 勿淪為國宅 （原題：以華光社區檢驗社會住宅政策）
中國時報 A22/時論廣場 2010/11/11
社會住宅 勿淪為國宅
【劉可強、張立本】
在高房價的時代討論「居住」與「人權」的關係，迅速得到中央及縣市長參選人的回應，令人興奮。但在位者們既支持社會住宅，又鼓吹獎勵式的、可能加速炒樓危機的都市更新，則又引人憂慮。我們認為，應該從概念修正與制度改善兩個層面討論政府的「利多」，並指出更具開放性的建議。
「社會住宅」概念在討論「小帝寶」的輿論中遭到嚴重簡化，由於侷限在特定族群，如老人、弱勢、學生，所以出現了貧民窟化的普遍擔憂。社會住宅必須顧及無法進入市場的人，但概念上也該是與市場共存的、普遍的住宅供應方式，需要全面的制度改革。政府以應急的方式回應要求，只是管窺心態，誤認住宅問題只消補充「出租型」、「短期、公益型」而不需改革相關體制。
四十年前的國宅政策，或者微量的低收入平宅，便部分的源於上述簡化，見招拆招，以致要不蓋得太遠沒人住，要不就是蓋在市中心迅速遭到轉手。或使低收入戶為求居住而被迫鎖定在特定階級位置，無助解決居住問題。
相對於上述尚未成案的仁愛路空總土地，沿著捷運線釋出土地的方案也有毛病。論者可能會把Ａ７站區方案視為折衝型的方案，利用捷運對交通時間的縮短，解決市中心空地不足問題，卻忽略了人類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，不是找個地方塞進去就好了。居住的概念須考慮社會網絡、日常生存需要、漫長時間建立起來的關係，政府將人放射性的外移，依據的僅是排除性的、錯誤的關於地價與距離之必然規律的假定。
我們必須提醒，雖然捷運路網使得市中心以外的土地更能為中等以下收入者接受，幫助受薪階級，特別是短期工作的族群能維持其與城市的網絡關係，但這本質上也是剝削。為了同時回應都市更新的政策，想居住市中心的權利，並面對普通市民對其居住需求、房產價值的多重考慮，我們希望藉由「華光社區」進行討論。
華光特區的地主，計有司法院、法務部、中華電信、中華郵政及台北市府等，就意義而言可說是「公有土地」，土地規畫很大程度的掌握在政府主腦手中。以目前來看，無論成為金融區或者轉型，應該都會以ＢＯＴ、私有化的方式，交由開發商標案規畫。地產機器啟動，就會逼促周邊區域邁入都更、漲價的浪潮，那怕周邊地景的影響、周邊房主預期心理的實現是極緩慢的，對於現居此地的人而言，影響則是沉重、立即的。
從舊的觀念與角度，解決華光社區很簡單：依法行政、補貼之後驅逐，頂多看誰符合國宅、平宅排隊，有空位才補入。不過既然中央與地方高層都關注「居住問題」，或許也該面對臺灣住宅制度本身的窳陋。
從拆遷運動的角度，最新的議題在於如何讓拆遷戶有能力搬入「同區、同級」的住宅，而不單是金錢。對於建商、承包開發商、政府主計單位、附近的大宗土地持有者而言，問題卻都是金錢。以這樣的角度，即該區土地尚未因為進入市場而「價格化」，那麼對這片位居中正大公園旁的土地就能有新的視野，既達到都市服務改善、景觀改善的目的，又不藉著新貴客驅逐原住戶。我們認為華光社區比現有的「公益標」、捷運沿線土地，更能考驗「社會住宅政策」的誠意。
當下，「社會住宅」的概念還需要更多討論，達到適居城市路途遙遠，不能將之封閉，我們更需聯帶把相關制度拉進來修訂。華光的土地規模所能營造的單位肯定遠遠超過既有住戶的安置，餘下的單位必定能允許充分、合理的利用。
（劉可強為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教授，張立本為臺大社會住宅研究中心召集委員）
原文：
在高房價的時代討論「居住」與「人權」的關係，迅速得到中央及縣市長參選人的回應，令人興奮。但在位者們既支持社會住宅，又鼓吹獎勵式的、可能加速炒樓危機的都市更新，則又引人憂慮。我們認為，應該從概念修正與制度改善兩個層面討論政府的「利多」，並指出更具開放性的建議。
「社會住宅」概念在討論「小帝寶」的輿論中遭到嚴重簡化，由於侷限在特定族群，如老人、弱勢、學生，所以出現了貧民窟化的普遍擔憂。社會住宅必須顧及無法進入市場的人，但概念上也該是與市場共存的、普遍的住宅供應方式，需要全面的制度改革。政府以應急的方式回應要求，只是管窺心態，誤認住宅問題只消補充「出租型」、「短期、公益型」而不需改革相關體制。
四十年前的國宅政策，或者微量的低收入平宅，便部分地源於上述簡化，見招拆招，以致要不蓋得太遠沒人住，要不就是蓋在市中心迅速遭到轉手，或使低收入戶為求居住而被迫鎖定在特定階級位置，無助解決居住問題。
相對於上述尚未成案的仁愛路空總土地，沿著捷運線釋出土地的方案也有毛病。論者可能會把A7站區方案視為折衝型的方案，利用捷運對交通時間的縮短，解決市中心空地不足的問題，卻忽略了人類不是抽象的統計數字，不是找個地方塞進去就好了。居住的概念必須考慮社會網絡、日常生存需要、漫長時間建立起來的關係，政府將人放射性的外移，依據的僅是排除性的、錯誤的關於地價與距離之必然規律的假定。
我們必須提醒，雖然捷運路網使得市中心以外的土地更能為中等以下收入者接受，幫助受薪階級，特別是短期工作的族群能維持其與城市的網絡關係，但這本質上也是剝削。執政者以施捨的姿態釋出遙遠的夢的同時，我們卻要質疑都市更新政策如何不斷助長地價、公部門如何不斷縮減原本位居市中心的社會福利、社會服務性質居住場所。
為了同時回應都市更新的政策，想像居住市中心的權利，並面對普通市民對其居住需求、房產價值的多重考慮，我們希望藉由「華光社區」進行討論。
華光社區是面臨拆遷的、權利狀況相當複雜的社區。張景森時代「臺北華爾街、金融特區」的名目出現，似乎注定了這個位於中正紀念堂東側、十多公頃的鄰里的命運，但我們知道，如果政府沒有違法偷跑，那麼它的未來仍可有變數。
華光特區的地主，計有司法院、法務部、中華電信、中華郵政及台北市府等，就意義而言是可說是「公有土地」，土地規劃很大程度的掌握在政府主腦的手中。以目前來看，無論成為金融區或者轉型，應該都會以BOT、私有化的方式，交由開發商標案規劃。地產機器啟動，就會逼促周邊區域邁入都更、漲價的浪潮，那怕周邊地景的影響、周邊房主預期心理的實現是極緩慢的，對於現居此地的人而言，影響則是沈重、立即的。
從舊的觀念與角度，解決華光社區很簡單：依法行政、補貼之後驅逐，頂多，看誰符合國宅、平宅排隊，有空位才補入。不過既然中央與地方高層都表態關注「居住問題」，或許也該面對臺灣住宅制度本身的窳陋。
從拆遷運動的角度，最新的議題在於如何讓拆遷戶有能力搬入「同區、同級」的住宅，而不單是金錢。對於建商、承包開發商、政府主計單位、附近的大宗土地持有者而言，問題卻都是金錢。以這樣的角度，即該區土地尚未因為進入市場而「價格化」，那麼對這片位居中正大公園旁的土地就能有新的視野，既達到都市服務改善、景觀改善的目的，又不藉著新貴客驅逐原住戶。
我們認為華光社區比現有的「公益標」、捷運沿線土地，更能考驗「社會住宅政策」的誠意。先面對中心土地必然等於高額價格的謬論之後，可以思考其實際的價值，特別是公有土地在都市更新中的角色。只是要實現這樣的想法，需要更多的制度幫助，例如能否產生依據成本而非考慮利潤的營建體系？能不能有鼓勵非營利團體的新政策？如何改變公家單位對土地與價格的看法、稅制？能不能不要把社會住宅視為貧民，而是階級混雜的社區，從而發現品質良好、公共服務良好的社會住宅更能鼓勵建築設計者進步、平抑價格？長期出租的規定應該是什麼、如何刺激原有的仲介制度？居住者的權利與義務又為何？
當下，「社會住宅」的概念還需要更多討論，達到適居城市路途遙遠，不能將之封閉，我們更需聯帶把相關制度拉進來修訂。華光的土地規模所能營造的單位肯定遠遠超過既有住戶的安置，餘下的單位必定能允許充分、合理的利用，期待華光成為社會住宅示範點，繼而擴及城市裡其他都更相關迫遷案的同時，我們也要說，如果華光社區無論合法與否的居民遭到驅逐、被迫自謀出路，顯然執政者對社會住宅的回應也就只是選舉語言，無關深刻、全面的執政眼光。
